中国保险两百年

来源:保险中介 2013年第3期  发表时间:2013-04-07 Sun

 

 
  “保险”刚进入中国时,曾有个非常诗意的名称——“燕梳”(insurance的音译)。如此轻巧的一个名字,却背负着中国保险两百年的历史。
 
  未开发的“处女地带”
 
  1685年闭关多年的清政府出于对外贸易的需要,开放海禁,特设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洋商在广州的海运贸易越来越频繁,其中尤以鸦片运输为多。在运输过程中,船舶常常会遇到风浪、海盗,甚至战争的威胁,商人们迫切地需要降低风险,于是在西方已经产生了两个世纪的现代保险业进入了中国。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部经理达卫森在广州发起成立了谏当保安行。它是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保险机构,中国保险历史从此开始。
 
  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保险的业务量不是非常多,外商保险公司更多是通过洋行代理其在华业务。洋行代理保险业务,是稳赚不赔,不仅可以从保费超过赔款的余额中,取得按股份分配的红利,而且每做成一笔保险生意都能收取佣金。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以及《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商可以从事贸易的口岸,从上海等沿海“五口”逐步扩展到长江中下游的“十口”。保险也跟着贸易的脚步踏上了各个口岸,从沿海进入了内地。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是中国保险业的中心。当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后,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上海迅速取代了广州,成为保险业的中心。
 
  敞开国门的中国,很快就成为欧美国家远东贸易的中心。中国各个新开港口之间的短程货运逐渐频繁,但是这一时期时局动荡,战乱的危险也在增加,保险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亟待开发的保险市场。英国《泰晤士报》曾为此大肆鼓吹:“我们英国商人正在闯入中国,好像进入一个未开发的处女地带……‘能够保险吗?'中国托运商很快就提出这个迫切的询问了。因此,为1/3人口国家的贸易开办保险业务,也摆在这些新来的的冒险家的面前了。”兼营大量业务的洋行显然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洋行便筹措资金投资设立独立经营的保险公司。
 
  1835年宝顺洋行设立了于人洋面保安行,1836年怡和洋行设立了谏当保险公司,洋行既是投资者又是代理人。英商保险最早进入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垄断了中国保险市场。但如此广阔的市场,其他国家的洋行怎肯让英国人独享。19世纪60年代,美商、德商、日商洋行不仅开始代理本国保险公司的业务,而且和英商一样开始直接设立保险机构。
 
  傍落利权,无能介意
 
  虽然19世纪初,保险就进入中国,但是对保险思想的引入却在鸦片战争之后。
 
  1841年,魏源受林则徐之托,根据林则徐在广东组织翻译的《四洲志》等资料,撰写了《海国图志》,望国人能师夷长技攻夷、制夷。书中介绍了世界各地人文、地理、历史等,其中谈到了“船担保”(即水险)、“宅担保”(即火险)及“命担保”(即寿险)三大“担保会”(即保险公司)及其运作。《海国图志》启蒙了中国人的保险思想,但由于当时中国尚处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低,还不足以产生中国自己的保险业,因此并没有促使民族保险业的兴起。之后,洪仁轩、王韬、郑观应对保险思想多有论述。
 
  1865年,闽粤著名的商号德盛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义和公司保险行,它标志着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开端。但是只此一家民族保险机构,势单力薄,又缺乏经验,很快就从保险市场上销声匿迹了。中国民族保险业的真正兴起还要从保险招商局算起。
 
  19世纪中叶,洋商迅速、安全、收费低廉的轮船进入中国的航运业后,很快将中国传统的沙帆船挤了出去。为了中国的航运业不致为外商所操纵,同时解决清政府供给的漕运问题,1872年在李鸿章、曾国藩等洋务派的多方努力下,清政府在上海开办了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成立后抢走了洋商许多华商客户,洋商非常不满。当招商局向洋行托保轮船时,他们借机报复,向招商局收取近乎敲诈的高额保费。李鸿章意识到,欲求富国自强,“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
 
  于是李鸿章委托有多年买办经验的唐廷枢、徐润筹办保险招商局,并于1875年11月开始公开招股。华商们多半都受过洋商保险公司的欺压,对于华商保险自是十分支持,很快“投股逾额”。12月28日,保险招商局正式成立。
 
  保险招商局承保能力非常有限。当时每艘船的价值一般为10余万两,但保险招商局只能承保船舶价值1万两和货物3万两,溢额须向洋商保险公司投保,而洋商公司只限保六成,剩余风险仍需由保险招商局自己承担,且“转保于洋商,傍落利权,能无介意?”于是,1876年7月,唐廷枢、徐润等人公开招股,另行成立仁和水险公司。
 
  1877年初由于美国旗昌洋行经营不善,轮船招商局并购了旗昌的轮船和码头栈房,轮船招商局的规模迅速扩大。但是仁和是水险公司,每年轮船招商局的码头、栈房和货物的火险仍须向洋商投保,保费大量外流。为维护利权,1878年4月在原保险招商局基础上,又招股20万两,成立济和船栈保险局。后来,唐廷枢推举张慎之为“江孚轮”船长。这是华人首次担任船长,之前这个职务一直都是由外国人担任。洋商不满于此,拒绝接受货物运输保险。于是,济和船栈保险局增资至50万两,扩大经营范围,更名为济和水火险公司。之后的几年,仁和与济和的业务扩展到海外,获利丰厚。由于仁和、济和实力逐渐雄厚,外商保险公司刁难华商的行为也大为减少。
 
  1883年中法战争的爆发引起了上海金融风潮,轮船招商局了陷入了非常拮据的处境,仁和、济和也深受影响。为重振雄风,1886年2月仁和、济和两家公司合并为仁济和水火保险公司,股款都存于轮船招商局。然而,从1888年起轮船招商局由“官督商办”进入“官办”阶段。到了1920年,轮船招商局亏银达2000万两之局。由于仁济和大部分资金滞留在轮船招商局,严重影响了它的经营,业务慢慢萎缩,最终于1934年10月停业。
 
  争长短、挽利权
 
  保险招商局成功地在洋商独霸的保险市场上,为其后的民族保险发展,打开了局面,民族保险公司逐渐多了起来。尽管保险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新生的产业,力量非常薄弱,但是众多分散的力量集聚在一起,也是一股不容洋商忽视的力量。
 
  1899年洋商成立了上海洋商火险公会,他们在佣金、折让、费率、险种、拒保、分保等方面协调一致,共同遵守。洋商势力像一堵高墙挡在了华商保险前面。恰在此时,香港华商同益水火保险上海分公司失败停业,洋商以之为口实,恶意对华商信誉进行诋毁,拒绝与华商进行分保和业务交换。洋商还采用跌价和放佣的不正当手段,排挤华商,使华商保险举步维艰。
 
  1905年5月,由于美国排斥在美华工,引起国人激愤。上海商会会长、福建巨商曾铸组织全国各商会协力抵制美货,7月抵制美货运动开始席卷沿海和内地十几个省、一百六十余个城镇。国人抵制美货的同时,为不受洋商欺压,也在积极筹办民族保险。曾铸说:“目睹洋商挟资本来华从事种种经济上之侵略,深知国人非急起直追,自营银行、轮船、保险等事业,已不足与之争长短,而挽利权。”遂联合上海著名绅商朱葆三、王亭一等,筹办上海华兴保险公司。
 
  民族保险公司毕竟资金力量薄弱,承保能力有限,分保又受到洋商的掣肘,想要与洋商“争长短、挽利权”,确实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团结同仁力量,才能与洋商一争长短。1907年,朱葆三(华兴、华成、华安三家保险公司的总董)利用自己的威望,发起成立华商火险公会。这是中国第一个保险社团组织。随着民族保险的发展,以及公会影响的扩大,华商火险公会多次改组,1931年更名为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
 
  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先后创立的各类华商保险公司,总计有45家之多。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民族保险业终于在洋商称霸的保险市场争得了10%的份额,数额虽小,但却意义重大。
 
  北洋时期寿险崭露头角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结束了清政府近三百年的统治,消除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制度性障碍。1914年—1918年,一战战火烧遍欧洲,欧洲国家忙着处理自家“后院”之事,无暇分身远东,让长期在欧美势力压制下的中国的工商业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5年“五卅”惨案,唤醒了广大国人沉睡的民族意识,人们以抵制洋货、爱用国货的实际行动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中国民族保险业也趁着大好形势加速了自身的发展,1912年—1925年陆续设立了39家民族保险公司,其中寿险公司就有19家。
 
  1850年以前已有外资寿险公司委托洋行在上海代理寿险业务,最初只限于旅华外侨,业务量非常小。不过敞开了大门的中国很快就吸引了大批外国人,在华外侨人数快速增长,洋商开始直接在华设立人寿公司或分支机构。迨到1889年英商永福人寿保险公司制定了《1846—1900年华人死亡率经验表》后,洋商逐渐开始承保华人寿险业务。彼时,华人对寿险的接受程度并不高。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造就了大批城市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些生活相对宽裕的人是寿险主要的业务对象。特别是在上海,这类小康人群大大增加,其中有不少人愿意购买寿险,于是民族人寿公司大量涌现。但是寿险与水火险不同,它对费率的计算、业务的管理等等,要求更为精细。不少不懂寿险原理知识和科学管理的民族寿险公司,开办没几年就关张了。
 
  1912年吕岳泉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组织纯粹华人资本,联合政界要人、工商巨绅,成立了中国华安合群保寿险股份有限公司吕岳泉曾在洋商保险公司服务多年,他虽然对寿险业务不是很熟悉,但他长袖善舞,深谙与权贵交往之道,非常重视引政界显贵、商界和金融界精英入股或进入董事会,这也成为华安在发展中刻意追求的传统。也正是通过拉拢权势人物,华安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公司的业务空间。他们甚至上书袁世凯,“今欲开通社会,维系信用,不得不赖在上者赞助扶持”,“倘蒙钧座赞助,则公司事业之扩充,当易如反掌。”1916年化安还约请到黎元洪出任名誉董事长。当然华安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它能够充分利用“权势网络”,它还聘请了洋商寿险的精算和管理人才,懂得如何利用时局、顺应时势。
 
  五卅惨案后,华安发起“经济救国保寿”,深望举国人士,共同扶植该险种,使国民既尽爱国之义务,亦可获得对自身及家庭之保障。20世纪30年代初,华安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成为可与洋商寿险公司相抗衡的著名华商寿险公司。但随着同业竞争日益激烈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寿险业务发展所需的稳定的社会环境被破坏,20世纪30年代后期,华安的业务一落千丈,惨淡经营到解放前夕。
 
  民族保险业高潮迭起
 
  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当时民族金融业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的规模,金融资本大量投入保险业。1926年12月东莱银行开设了第一家由银行投资的保险公司——安平水火保险公司。1929年,金城银行创办了太平水火保险公司。周作民(金城银行总经理)任董事长,丁雪农任经理。(丁雪农的岳父吴蔚如是东莱银行总经理,他任职太平,为后来太平接办安平保险创造了条件。)金城兴办太平后,不仅能从保险业务中获得收益,还可“肥水不流外人田”,由太平承揽自己的放款、押汇等金融往来,以及金城下属的众多企业的保险业务。
 
  1933年,中南、大陆、交通、国华四家银行注资太平,太平一跃成为数一数二的华商保险公司。从1933年到1936年,太平先后合并了安平保险、丰盛保险、中国天一保险。太平组织总管理处,以太平为母公司,这三家保险公司仍保留原来的牌号,以各自的名义招揽生意,继续对外营业。这样,太平只需用一家公司的管理班子就可以经营四个公司的业务。万一某一公司亏损,也可以只就该公司原登记的有限股本清偿,不致影响全局。
 
  1929年到1934年,为了联合力量,扩大承保能力,上海成立了多个联合经营的保险组织,有华商联合保险公司、中国船舶保险联合会等。1936年华商联合保险公司成员通易公司倒闭,联合保险公司受到很大影响,处境困难。太平为扶助同业,出资收购了通易在联合的股份,周作民出任联合的董事长,主持其事务。这样,太平在遇到自己无力承做的大额保单时,就可以通过联合的其他九家公司分保,形成了以太平为首的“保险团”。太平在诸多民营银行创办的保险公司中是最成功的。
 
  拥有雄厚实力的官僚金融资本,参与到保险事业中,是这一时期民族保险业掀起发展高潮的一个关键元素。国民政府成立后,逐步建立起“四行、两局、一库”(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合作金库)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成立初期的国民政府也曾励精图治,“查上海保险业务大都操诸洋商,每年被吸收之保费……外溢之数实足惊人。”1931年,中国银行有鉴于此在上海设立了中国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经营业务,与其他保险机构都不一样,他们的全部业务都由中国银行各地分支机构代理,只需支付少许代理佣金,就牢牢掌握了与中国银行相关的保险业务。根据国民政府保险法规,1937年中国保险公司分离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944年中国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国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不过这两家公司内部实质上仍为一体。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撤,中国保险总公司部分机构随政府内迁,其余仍留在上海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总公司仓促之间来不及撤退,结果被日军监控起来。其间东京海上保险株式会社董事三番四次要求与其合营,总公司负责人虚应道:既然要合营,公司内部就必须要进行全面的改组。他们以这个借口拖延时间,最终保持了白璧无瑕。
 
  除了中国保险公司,官方银行投资的保险机构还有,1935年中央银行拨款设立的中央信托局保险部,交通部设立的邮政储金汇业局保险处。
 
  1926年到1936年期间,雄厚的金融资本投入到民族保险业中,提升了保险公司的管理水平,同时利用银行贷款关系,拓展了业务,民族保险业前所未有地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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