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的历史

来源:中国保险学会网站   发表时间:2014-04-17 Thu

本文英文原文来自于2013年瑞再报告“A History of Insurance”,该报告是瑞再为庆祝其成立150周年而撰写的。

引言

2012年,全球在保险上的花费高达46130亿美元,没有风险保障现代生活将很难进行。保险在现代生活和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与此相比,我们对保险这个行业的历史却知之甚少。如果没有保险,不管是工业、福利、创新科技、经济发展还是现代化本身都不可能发展到现在的水平。

自18世纪以来,保险从商业敏锐度、逻辑思维计算和各方利益关系上都证明了其独一无二的经营理念。在未来的几个世纪内,它可能将征服世界。贸易和移民是构建一个全球性保险安全网的重要推动者。

像其他行业的历史一样,保险业也已经接触到挑战,许多是来自行业本身的。一些大的灾难证明一些保险公司难以处理此类灾害。从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到2001年世贸中心的恐怖袭击,行业不得不面对意料之外的巨大损失。挑战也同样来自经济本身和经常性经济危机,有时造成的损失比巨灾损失更加严重。同时货币问题引起的汇率和利率的浮动,加重了问题严重性。

但总体而言,保险行业已经证明对这些挑战有很强的恢复能力。即使在近期的危机中,保险受到的影响也低于其他行业。有史以来审慎的准备金制度和强烈的风险意识教会保险公司如何谨慎行事。

风险传统和风险交易

今天,风险本身、风险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不明而喻的,然而人类对此的理解却是近期才产生的。在古代,人们往往认为风险由命运决定,通常只是接受命运的安排而并不是与其斗争。防止不幸的发生将被视为与神的天意作对 。

几千年来,人们更多的选择祈祷、朝圣和捐赠而并不是缴纳保费。事实上,直到19世纪,投保人身险还会引起神职人员的争议。但是还是有一些可接受的办法用于减少损失,例如让社会和经济群体分担风险。基于团结各方力量的风险分散措施在行业公会、交易协会以及农村社区内广泛适用。

多数航海国家将货物分发到不同的船只,用于对冲风暴和海盗风险。然而这种风险分散方式有一定局限性,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它也面临很多困难。航行相同路线的船主往往会有累计损失,如同其他一些工作群体,例如矿山工人。单一的灾难可能会远远超过葬礼补助所能承受的范围。同时,早期形式的共同保险保费为提前支付,它缺乏现代企业的精密性。营业成本必须来自于会员提交的会费,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可以进行专业投资。而对于现代保险来说,风险分散和财务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从猜测到计算

1654年,法国贵族Chevalier de Mere对他在赌博消遣时的不确定而生气。他想要知道,在一个特定序列里摇到数字6的概率是多少。数学家Blaise Pascal和Pierre de Fermat使用古老的数字金字塔计算,并最终证明数学概率是可以确定的。这引发了概率理论发展的革命,全欧洲的数学家合作并且将他们的发现应用到了寿命的估算中。这种尝试性的对外来的预测完全与教会的思想相悖。但是讽刺的是,正是教会所提供的死亡率登记表为早期概率计算提供了数据来源。

死亡率的计算往往是神职人员的工作,他们想要从中发现神圣的创造者的计划,用于证明在显著的随机性背后是神圣的主宰。寿险接受新科学的步伐较为缓慢。各种类型的年金盛行,这更像是赌博而不是保障。曾经一段时间,所谓的“联合养老保险”计划,以其创造者Lorenzo Tonti命名,赢得很大的成功,尤其是在意大利和法国。基于某一被指定人的死亡率,受益者可以购买一部分对应的年金。被指定人按年龄分类,每年将利息分配给对应的受益人。在一段年龄范围内,当某一被指定人死亡后,其对应的受益者无法获得利息,随之剩下的受益者的利息收益会增加。

许多联合养老保险带有欺诈性或严重不足,最终变成了简单的终身年金。只是到了后来18世纪,寿险被认为是更健康的标志。James Dodson是一位45岁英国数学家,他因为年事已高而被保险公司拒绝。这件事对他造成很大困扰,他决定用数学的方法为保费计算寻求一种更为公平的方式--按预期寿命百分比计算保费。这一理论于1766年才被英国公平人寿保险协会批准通过。基于此原理,Welshman Richard Price以后又开发了成本和会计模式。1744年,他又基于当前和预期死亡率为公平寿险计算出盈利能力,从而使当前的操作可以更准确。从此,寿险不再依靠猜测。

现代保险的诞生

欧洲17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提供平台,证明精算科学可以用更理性的方式更好的进行保险业务。保险,尤其是寿险与寻找规律、统计自然事件和计算未来的发展都产生了共鸣。这一创新改变了对人们对现有世界和未来的看法--这些事件都是可计算、可预测的。保险是这些创新经营理念的理想型实验室。收集各种不同类型机构和个人信息,并用核保的方式将其转变为可量化的成本,这一过程很重要。保险对新的不稳定的力量起到了很好的制衡作用,转化了劳动力、城镇化和经济贸易的分工。

保险还帮助货币成为经济体系内主要沟通手段,也有助于将越来越多地问题以费用和时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不是所有的文化从一开始就能接受这样的思维。在南欧,人们以一个巨大的灾难为代价,才改变了对风险和命运的认识。1755年发生的里斯本大地震对神的无所不能是一个挑战,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被摧毁,包括教堂和市政建筑,但是,让很多幸存者困惑的是红灯区却安然无恙。一个仁慈的上帝怎么可能允许这样做,人类真的可以自己把握命运吗?人们渐渐的认为理性的思考者是对的,虽然地震并没有立即将保险理念在南欧贯彻,但是它给人们带来了现代地震学。

在英国,1666年发生的大火灾改变了人们的观点。70000多受灾房屋几乎都没有投保。一位名为Nicholas Barbon的伦敦人重建了城市,然后为房屋投保。他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做慈善而是商业目的,纯粹而简单。银行家和贷款供应商的经验和理性的态度让他认识到保险公司需要在一个不同的金融基础上建立。所以,在1681年他创建了第一个知名的股份制保险公司。股权在现代保险中变得必不可少,因为它可以将运营资金与风险资金分离,并且为业务线扩张和海外市场发展提供资金。

虽然这种合股公司很快成功,但是在1720年的南海泡沫时期,它却因涉及投机而破产,这对保险业是一个显著的打击。启蒙运动中,也有许多投资者滥用保险观念押保最不可能的风险,例如战争结果,过度饮酒的后果,或是皇位继承者的出生日期。政府随后禁止了某些形式的保险。再保险的禁令也于1746年生效。不过,这似乎不影响保险业发展的必然性。经济学家亚当密斯称赞保险是一个理性的发明,甚至是一种道德义务。

工业革命和帝国的成长要求保险的参与。在18世纪末,糖厂业主协会在伦敦成立了第一个真正现代的全球保险公司—Phoenix,不久之后,它开始为其他国家的风险投保,它也是第一个在国外设立办事处的保险公司。

自此,英国的财产和人寿保险公司开始殖民世界,基于现代科学、新型资本化和风险全球扩散的可能性。

总之,这被证明是一个无可匹敌的商业模式。

全球扩张

但是,保险业也随之迎来了发展的瓶颈。

随着贸易的不断增长以及海外移民的觉醒,美洲、澳洲和新西兰以及南非等几乎所有白人殖民地都逐渐接受了这套不列颠保险体系。保险体系为欧洲移民和贸易商保留了享有人身和商业保险的特权。而殖民地土著聚居地则鲜有人愿意接受这一概念,他们更愿意用传统的方式来抵御灾难。大多数非欧裔群体选择通过家庭和村庄的团结,外加向上帝祝祷的方式来达到防御的目的。而对欧洲人而言,他们起初对为其他人提供保险毫无兴趣。

例如,在印度,仅英国公民可以享受保险,他们认为当地人的道德水准不足以抵御保险欺诈的诱惑。此外,由于当地人生活水平较低,为他们提供人寿保险风险太高。然而讽刺的是,人寿保险风险最大的群体其实是年轻的英国官员,受殖民地的热带气候影响他们常常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往往容易英年早逝。

但是,作为保险业进军远东市场的跳板,印度的地位日益重要。东印度公司掌控了次大陆的保险业。但是,要在远在伦敦的办公室里对这里开展保险业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二者之间互通一次书信需要长达两年时间。另一个方案是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这可以促使加尔各答的办事处开展独立的保险业务,进而将保险业务推向亚洲更多地区。

印度及其久远的贸易传统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早期的保险模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百年。18世纪晚期,次大陆上的英国保险公司通过办事处来开展业务。1818年,一位苏格兰人建立了印度第一家现代股份制保险公司。印度的办事处将保险业务推向了整个亚洲。在20世纪初的抵制英货运动的推动下,印度人所有的保险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新印度公司是第一家印度全权所有的保险公司。到19世纪50年代,该公司已经建立起全球办事处网络。早在1865年,瑞士再保险就为在印度的英国公司提供保险,与印度市场密切相关。自1929年以来,瑞士再保险与印度保险公司直接交易,成为助力印度工业发展最重要的人寿保险公司,从英国保险公司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从1819年起,由于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发现了新加坡,新加坡开始崛起成为东南亚的贸易轴心,也成为许多保险公司进入荷兰东印度群岛的门户。18世纪80年代晚期,自1860年起就为利物浦皇家保险公司提供代理服务的一家新加坡贸易公司,在马来半岛建立了第一个橡胶种植园。这种联合经营方式促使企业家和代理商们为自己和他人的生意提供保险。彼时,这种模式非常普遍,而且被大型亚洲公司采纳。欧洲移民将保险业大规模引入了拉丁美洲。英国公司专注于贸易相关风险的保险业务,而移民则将保险传播到千家万户。

这些公司通常是基于互惠关系,尽管他们采取了比传统的友谊会更现代化的运营方式。个人保险得以扩张,主要得益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欧洲移民的大规模流入。随着全球对英国统治的关注升温,许多拉美国家开始诉诸法律改革,以求保护本土保险公司免受外国公司的威胁。许多国家因而出现了各种本土保险公司争相拉客的热潮,它们迎合意大利、西班牙、英格兰或者德国客户的需求,公司的发源地和目标客户明确地反映在公司的名称中,例如盎格鲁-阿根廷,法兰西-阿根廷,德意志-阿根廷等。南非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甚至整个非洲大陆的领头羊。荷兰和英国移民早在18世纪30年代就已建立了火灾和人寿的复合保险公司。20世纪初,南非采取了一项独特措施,有选择地开展社会保险,将老年人的业务留给人寿保险公司。而此时,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基于俾斯麦宰相德国模式的社会保险计划,来平息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发生的动荡。

与此不同,一战后,面临劳动力大规模涌入城市的局面,南非政府利用绑定养老金和医疗条款创造了许多工作岗位。几十年后,南非不仅获得了全世界人寿保险(或称长期保险)的最高份额,还在人寿保险市场创新中遥遥领先。非寿险市场(或称短期市场),仍旧由外国(主要是英国)公司独占鳌头。19世纪下半叶,贸易、工业化、城市发展、交通和通信行业的快速增长极大地刺激了保险需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保险行业已渗透到全球的每个角落。

1815年,欧洲混战和英美冲突宣告终结,保险业终于可以走出欧美,进行大规模扩张,保险这个英伦产物几乎从诞生之日便被引入这两个地区。

再保险

尽管再保险业务在英格兰的禁令已经在1864年解除,欧洲大陆仍是全球再保险业务的主要提供者。英国保险市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运行良好的共同保险体系,这在一段时间内曾阻碍过英国再保险公司的发展。这也允许欧洲大陆的保险公司在美国市场建立起一个坚固的基础,该市场当时已经非常重要,并且目前仍然在持续增长。正是在那里,保险和再保险公司的全球网络面临着到目前为止最严重的考验。

避免这些问题的方法之一是跨国界寻求再保险。但是这也再次意味着资本可能从国民经济中流出,当时的资本是用于跟随工业和经济发展步伐的炙手可热的商品。

因此例如科隆再保险公司和瑞士再保险公司等早期的再保险公司建立来遏制资本外流、加强国家经济。此外,例如德国汉堡和瑞士格拉鲁斯的火灾等巨大灾难增加了本地保险公司共担风险的需要。

创建再保险公司而非仅仅创建额外的保险公司,这被证明是提供额外风险资本的一种有效方式。再保险公司的设立和运行相对来说也更便宜,无需直接保险公司所承担的巨大销售压力。同时,再保险公司比其客户(注释:即直接保险公司)更能广泛地传播风险。一方面他们往往更国际化,并且在大部分或者当时已知的所有的业务线中他们更活跃,这就使得其能够在业务线间抵消损益。

然而,由于国际也无导致巨额损失,羽翼未丰的再保险公司开局时步履维艰。那时风险评估在人寿与健康险业务外几乎不存在,再保险公司不得不依靠他们的客户或保险经纪人的诺言以及著名的最大诚信原则。

许多保险公司无法抗拒将他们的最大风险转移给再保险公司,或者向再保险公司过度收取业务获取费用。在一段时间内,新的业务理念似乎转变成一个彻底的失败。而逐渐地这个行业才通过更严格的承保规则而建立起来自己的市场,正如瑞士再保险公司引入的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的一种商业模式,即允许再保险分出人共享再保险业务的成功。

在19世纪下半叶,承保风险的大小和数目都开始超过保险行业的承受能力了。传统上,保险公司诉诸于行业内的风险共担,或者再分保给其他保险公司。然而并非刻意为之,这种做法需要竞争者能够进入到他们的业务中。这也增加了区域风险或特定业务线上风险积累的可能性。

旧金山

杰克•伦敦在他的文章结尾指出,“银行家和商人已经开始着手重建旧金山了”,仅仅三年之后,这座城市在外国保险业的帮助下将能重建。然而,20世纪还将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挑战等待着保险公司。

许多保险合同都将地震后的火灾定为除外责任,但是现场的破坏使得无法确定火灾是否直接由地震引起的。由于几乎整个世界保险业都共担了一份损失,故该事件引发的保险业内的激烈争论远远超过美国国界。即使明显无需承担法律义务,保险公司仍应该支付赔偿吗?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无法证明火灾如何发生的,然而,最终保险公司开始支付赔偿,即使条款规定其无需支付。

“旧金山的地震震动了价值成千上万的墙壁和烟囱,但是随后的大火烧毁了价值数亿美元的财产。无法评估数亿美元内的实际的损失”。科利尔周刊1906年3月3日刊登的杰克•伦敦的一篇文章在开头直接指出了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在灾难余波中的面临的最大问题即:这场大火引发了至今为止保险历史上最大的损失。

货币问题

只有再保险公司能够保持其国际影响力,并且至少部分地帮助在地理上分散风险。但是他们也在俄罗斯和墨西哥的改革中见证了市场的消失。

第一次世界战争并未投保,但是保险业深深感受到了它的影响力,这并不仅仅是由战争造成的巨大人类悲剧造成的,而且世界和货币政策也经历了改变,自由贸易停止了,货币开始呈现出不稳定的波动。

国际保险公司发现他们不得不寻求对冲货币损失的方式。尤其在德国等通货膨胀严重的国家,人寿保险公司被迫得重新计算他们的保费。保险再次变成了国家事务,并且几乎所有的主要保险出口国,其中有德国和美国,随着与敌国贸易的结束而从全球化中退出。

只有再保险公司能够保持其国际影响力并且因而帮助从地理上分散风险。然而他们也见证了在俄罗斯和墨西哥改革下整个市场的消失。俄罗斯逐渐地关闭了其整个市场,然而墨西哥革命战争极大地损害了比索的运行以至于保险公司无法开展业务。

恶性通货膨胀促使德国公司止步于剩余的外国市场,并且由于利率不得不每周甚至于每天调整,故整个保险等级都崩塌了。以瑞士法郎等外国货币计算的保险单开始流行,直到立法者终止了这种做法。

再保险公司依靠于相似货币的对冲,通过将保费投资以及储蓄到需支付损失的货币种类的方式。至少在资产负债表上,这能够展现出更好的结果。并且,几乎一夜之间,再保险该公司通过雇佣的专家包装其经济研究部门来监视全球汇率。

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好转似乎改善了这种情况。为数不多的信用保险企业经历了真正的增长,得益于政府希望推进国家工业化以及促进出口。再保险公司参与了信用保险的建立,例如法国促进信贷的保险公司,其在瑞士再保险公司的帮助下于1927年建立。

当华尔街在1929年10月崩溃之时,许多人感到了惊讶,包括大部分活跃在美国市场的外国保险公司。更糟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崩溃,在没有稳定复苏的明确前景下,这是一系列的衰退。当1931年经济危机蔓延至欧洲时,在美国市场活跃的欧洲保险公司遭受了双重打击。

如果1906年旧金山的地震教会了保险业自然灾害可能会导致远远超过计算的损失,那么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则迫使保险业意识到资本和金融的动荡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破坏。

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度,25个国家效仿了它的做法,允许了贸易保护主义和资本管制。贸易协议是双边制定的,并且进口配额是固定的。许多曾投资于外国市场的保险公司被严重打击了并且许多破产了。许多国家收紧了其监管法律,并且进一步减少了外国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旦二战的枪声响起,全球的联系被切断,保险业还剩些什么呢?希特勒政权的行动导致外国投资者非常怀疑德国保险能否履行对外国公司的义务,他们非常担心自己在德国的资产被侵吞。

席卷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沙文主义浪潮,仅靠接管占领地区的国有或贸易所有公司就可以拓展市场份额,而犹太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投保人则受到歧视或被拒绝支付,这种现象在纳粹德国尤为突出。

亚洲市场的繁荣也突然宣告结束。上海当时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市场。1919年,美亚保险公司(American Asiatic Underwriters)和亚洲人寿(Asia Life)正是在这里建立的,而此后又成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也就是AIG集团。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外国公司最终被迫撤离了上海。

1941年,尚处在战争中的以英美为首的全球大国通过了《大西洋宪章》,开始为重构一个有效的全球体系做准备。1944年,44国联盟在布雷顿森林起草了战后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而对保险业而言,这个消息喜忧参半。

经济繁荣与问题增长

战争结束后,主导世界的不再是商业而是政治。重建经济的努力离不开原材料贸易。保险成为一种奢侈品。布雷顿森林协定并未对保险业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作出解释,而且基本忽略了服务业和无形商品。

这使活跃在全球的再保险商陷入困境。联盟国家倾向于将向外国公司支付的再保险溢价当作净资本流出,导致资本项目的逆差,损失赔付的流入则完全被忽视了。资本转移越来越困难,还必须与各自的清算银行谈判协商。

但是,大多数保险公司在本土市场都获得了更大的增长机会。瑞士再保险等保险公司试图在英联邦市场获取一个立足之处,因为这个市场上还可以继续进行跨境交易。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封闭了商业活动,不仅仅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的扩张,还因为许多国家再保险公司甚至保险业务的国有化趋势蔓延。

本土市场也给他们出了难题。没有比汽车保险更能说明问题的了。战争期间,私人汽车使用受到了限制,而汽车保险的分支机构被削减无足轻重的部门。战后需求的突然恢复让保险公司措手不及。大多数国家的强制责任保险给该部门带来了指数型的增长。为保护投保人,许多国家鼓励签订关税协定来防止保险公司之间自我毁灭式的竞争。但是,尽管为帮助这些公司而签订了最低关税标准,保险公司还是只能通过开展新业务来勉强弥补技术性损失。

客户庞大的投资组合使再保险公司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只有当资本市场有利好消息传出时,投资收益才有可能抵消严重的亏损。许多再保险公司开始担心,再保险走到了尽头,将变成纯粹的投资工具。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市场开始拥有全球经济影响力。韩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62年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性的改革,为其后来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的改革也对保险业影响深远。保费数额从1963年的66000美元猛增至1980年的1.5亿美元。政府不仅为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还通过将1977年作为保险宣传年等方式,对保险市场的扩张起到了重要作用。1980年市场开始对外开放,外国公司驱动保险部门进入高速运转阶段。如今,韩国保险市场雄踞全球前十。

但是,全球繁荣也带来了许许多多全新的不为人知的复杂风险。原子反应堆、超级坦克、航空器、大型建筑工地的出现,促使再保险公司开始考虑可保性的界限。责任案件开始出现在美国的法庭上。一些人声称,再保险业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对于重大风险,进行客户风险的按比例分配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随着保险精算的新发展,长期不被看好的超额损失合约重新出现在再保险的世界里。从大学校园走出的新一代再保险经理人,开始和他们的客户一起处理风险,再保险公司逐渐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风险专家和几乎是提供最后保障的保险人。

责任案件是他们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之一。通货膨胀和利率使正常风险的承担变得复杂,而责任案件要花费较长时间来解决,加剧了这些因素的影响。美国法院开始对责任案件裁定更高的金额,这因此增加了责任保险成本,这就是所谓的附加通胀。全额储备不再具有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局势完全失去了控制,石棉、健康和污染相关的索赔案件(统称APH)层出不穷,赔偿数额创造了新纪录。

这场所谓的责任危机对活跃在美国市场的几乎每一家保险和再保险公司都造成了冲击。

保险公司被迫放弃所有专业和商业的责任保险业务,包括消防、学校教师和市政服务人员。时代杂志封面标题称,美国保险业遭受了灭顶之灾。

政府对此作出了迅速反应,但还是没有赶在多家公司破产之前。许多外国保险公司离开美国或者从商业责任保险领域撤出。一些公司在百慕大设立机构,使得这个海上地区成长为再保险市场的中心。

更多货币问题

20世纪60年代,各国所持有的美元逐渐超出了美元以其黄金储备所能提供的数额。1971年,Richard Nixon将美元货币与金本位制分离,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此前是使全球货币保持稳定的重要保证。资本市场很快适应了由波动的汇率和通胀引起的新风险。非正规交易场所衍生工具被用来防范此类风险,再保险期货甚至早在1973年就出现了。

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重挫了国际市场,并且催生了新自由主义政治热潮。随后发生的撤销市场管制又一次改变了保险行业的前景。没有准备好应对变化的市场和公司逐渐被外国投资击败,并最终沦为被接管的命运。

当美国管理模式被引进,德国保险公司开始购买英国公司,即便是伦敦市场也被迫从旧梦中苏醒。那些历史悠久的保险公司之间进行合并和收购成为20世纪80年代晚期到20世纪90年代的常态。

由于多数的收购发生在行业内部,一些银行和保险公司开始联起手来为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模式做准备,这个模式可能包罗银行业、养老金,有时候还会将财产保险纳入其中。美国市场上开始出现大型企业集团,正是在这里,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逐渐分离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

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管理机构以及券商如今在某些情况下在同一个屋檐下并肩奋战。剩下的问题就是他们是否真的能共同协作。这种大金融浪潮最成功的部分就是,将银行作为保险产品的分销渠道。其他的大多数业务条线则保持独立。

然而,还有另一个领域引出了成功的交叉业务。1992年的安德鲁飓风等大型飓风,使增强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这一需要变得尤为突出。瑞士再保险带头开发了新产品,这些产品可以进军资本市场提供必要保险。保险公司设计出了保险联系证券(ILS),后来用它来提供死亡和其他风险保险,而这成为一个不断进化的成功案例。

对投资者而言,ILS为投资与传统经济周期不相关产品和多样化他们的投资组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总之,20世纪,全球化的速度加快了,逐渐兴起的亚洲和东欧经济体加入到竞争中来。保险业的供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充足,来满足已有市场和新兴市场增长的需求。但是,风险也同样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到20世纪末,一种被称为Y2K或称千年虫的病毒将导致全球计算机系统崩溃的威胁,这给地球上每个计算机用户、企业和政府组织都敲响了警钟。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风险被高估了,就像所谓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前许多新技术公司的业绩那样,导致了一场严重的股市崩盘。然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人为保险灾难还未发生,没有人预见到灾难发生的方式。

21世纪的惨淡开端

从很多方面来讲,新千年散播着乐观的信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改善了全球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活跃的国际贸易象征着世界经济的增长。然而,乐观情绪很快就被恐惧和不确定性的阴云所笼罩,21世纪的前二十年成为保险业今日所面临挑战的缩影:恐怖主义、金融危机、自然灾害、流行病、长寿,以及法律环境的变化。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夺去了几乎3000人的生命,其中许多人从事的是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方面的工作。除了造成许多人丧命的悲剧,9/11还导致一段时期内持续的政治波动和对全球安全问题的担忧。

保险业肩负了经济重担中的一大部分。保险公司支付了约238亿美元的赔偿金,这是有史以来人为灾难赔偿的最高纪录,也是当时仅次于安德鲁飓风第二高的赔偿金额。评估保险损失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许多由看似不相干的风险导致的索赔申请纷至沓来,其中包括航空、财产、责任险、停业和人寿险等等。损失和潜在风险也并不仅仅局限于纽约地区,航班滞留、实 施严格安保措施、活动取消在世界各地纷纷上演。保险公司意识到,他们不能再和以前一样提供恐怖袭击保险。

恐怖袭击保险曾经是以一揽子财产保险的形式提供的,而如今则不论费率和风险积累是多少,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家专门保险公司以外,几乎没有哪家保险公司愿意再开展这项业务。然而,航空和财产保险市场很快便做出反应,提供替代解决方案,而独立的恐怖袭击保险市场应运而生。损失的规模和复杂性促使商界和整个社会都开始对风险进行不同的思考。尽管9/11的余波中股票市场保持了理性的强劲走势,然而由于恐怖袭击对全球股市影响的不确定性,这次事件还是将全球经济拖入了停滞不前的境地。

在这段波诡云谲的时期,保险公司不得不与不稳定的金融市场抗争。互联网泡沫破灭,9/11恐怖袭击,继而发生的战争的政治不确定性,影响了许多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投资,导致许多公司下调资产估值和减少股票投资。一些保险公司,尤其是欧洲的再保险公司,开始加快执行他们的风险管理、治理和资产评估方案。他们加强资产组合的风险和责任累计管理系统,并改进了第一代经济模型。这一切都发生在市场疲软即将宣告结束之时。低利率和越来越高的责任索赔金额,开始蚕食美国保险公司的利润,而一些商业保险业务的费率趋于稳定。9/11的损失加剧了这一趋势,几乎在一夜之间,保险的成本就急剧升高。

日益坚挺的市场保住了保险行业的利润率,但是不过四年以后,市场又面临一场新的灾难。

自然灾害

卡特里娜于2005年8月25日首次登陆佛罗里达时是一级飓风,四天后再次登陆时已经变为四级风暴。卡特里娜给新奥尔良带来了巨大损失,随后又向内陆移动,肆虐了整个美国南部。

当时,卡特里娜飓风造成了1350亿美元的损失,打破了自然灾害损失的纪录。此后,于2011年发生的日本东北地震与海啸导致了2100亿美元损失,超过了这一数目,但是卡特里娜仍旧保持着750亿美元保险损失的最高纪录。

然而,尽管卡特里娜导致了巨额损失,但并没有公司因此而破产。主要是因为,再保险公司几十年来自然灾害风险的保险已经专业化,而且比其他机构的专业化程度高得多。卡特里娜飓风不仅引起了对累计风险分析的关注,还刺激了灾害债券市场的增长,灾害债券市场在2007年迎来了黄金一年,吸引了约85亿美元的资金。

过去这些年中发生的一系列灾害戏剧性地使全世界意识到再保险的必要性。2011年的智利地震、欧洲的辛西娅风暴、澳洲2011年和2012年的洪水、新西兰的坎特伯雷地震、飓风桑迪以及日本历史上最大的保险损失东北地震和海啸,这些灾害极大地考验了保险和再保险行业的稳固性。

金融灾难,监管和乐观前景

对于全球银行业,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场灾难,它导致实体经济发生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和最急剧的下滑。然而,保险公司早已做好了准备。保险公司的商业模式和监管与银行不同,他们早早就预测到了2008年次级贷款危机和雷曼兄弟破产将引致金融风暴的发生。总的来说,保险行业对其他行业出现的问题表现出了非凡的耐受力。

这场危机中,银行所面临的流动性问题并没有在保险公司身上上演。对保险业商业模式的信心得到了加强。当然,保险业也从危机中受到了教训,比如关于监管、风险管理和投资。例如,几十年来一直被当作低风险投资的政府债券,由于主权国家财政受到日益严格的监管,可能一下子变成有毒资产。受2008年金融风暴牵连的保险公司分为两大阵营:金融担保保险公司和参与像信用违约掉期及衍生工具等类银行业务的保险公司。但是,除了受波动的投资市场的影响外,全球大多数保险公司几乎都没有受到影响。而即便是在这样的水平上,先前的金融危机已经让他们知道重新平衡他们的资产组合对减轻承保损失的重要性。当然,危机对保险公司还有其他影响。危机警示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提醒他们统一监管标准和加强监管者合作的重要性。危机还强化了稳健风险管理与治理的重要性,这主要反映在欧美市场的监管改革中,此后还将扩散到其他国家。在美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障法案横扫了银行业,还设立了联邦保险办公室,以便收集保险公司的数据和对保险业进行全国监管。欧洲的立法比美国滞后一些。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开始对保险公司采用全面的资本需求风险模型(RBC)。欧洲那时候还在使用偿付能力系统Ⅰ,这个系统主要是基于偿付框架,偿付框架是EEC于1973年为保险公司提出的,主要依赖于定义被保风险的资本要求。

但是先前三十年间,已经有了更复杂的风险评估模型和方法,所以偿付能力Ⅱ指令涵盖了更广的范围,对保险公司的影响也更大。这是因为更严格资本要求的保险成本最终会传导到产品中,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成本不会被转嫁给消费者。

尽管世界上许多国家采取了美式基于风险的资本管理体系,但是偿付能力Ⅱ指令对全世界的保险公司有巨大影响,即便在其尚未实施时也是如此。不仅是欧洲,许多非欧盟国家也在评估偿付能力Ⅱ指令是否可以采用。实际上,指令为保险公司建立综合的企业风险管理体系提供了有用的指导方针,但是可能实施起来成本颇高。

当然,大衰退重申了保险业和再保险业的基本规则:了解潜在风险,质疑以历史数据预测未来走势的模型,想他人之不敢想。

当今保险公司面临的难题和挑战多种多样:人口老龄化、自然灾害、流行疾病、恐怖主义、能源解决方案、金融稳定、食品安全以及气候变化,这些只是需要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注意的问题清单上的前几个。解决方案可以从传统产品中找到,也可以通过证券将风险金融化的方式来解决。实质上,过去150年以来,风险管理的艺术没有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是风险的复杂程度,风险的全球分配和相互关联性。但是,保险和再保险业在漫长的历史中饱经洗礼,保险业已经做好迎接未来挑战的准备。

再保险的价值

今天,保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造房屋、推销产品、驾驶汽车,这些日常活动离开适当的保险的保护将不堪设想。相比而言,再保险实质上还是不为普通大众所知,尽管它在承担风险、保证经济增长和进步等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再保险是“保险的保险”。它表明保险的一条基本原理,即风险应该尽可能广泛的分散。

风险分担的越广泛,提供风险保险的成本效益就越高。最开始,再保险业务是国际化的,这使得其客户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抵消他们的风险。类似的,它的活动广度横跨人寿和非人寿保险业务,这可以使专业化的保险公司在更广的范围内将风险多样化。它的客户关系历史悠久,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这开启了风险沿时间轴分布的第三维度。

再保险公司几乎承担了从自然灾害到高死亡率,从汽车保险到航空责任险的几乎所有类型的风险。这些风险通过初级保险公司传递给它们,初级保险公司需要降低减少捆绑风险资本量,从而可以承保更多业务。由于支付给再保险公司的保费是通过金融市场投资的,初级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都对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

再保险业比金融服务行业中的任何其他行业都对风险和风险的本质更有研究。今天,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知识,通过统计数据和模型的形式得到运用,来更好地了解21世纪的风险。这种努力使客户和社会整体直接获益。而再保险公司也是对风险的公共讨论中活跃的一支力量。为宣扬时代的大事件,处理自然威胁和流行病,为大规模工程和客户产品提供保险,最终保障我们的日常生活,再保险公司已经变得不可或缺。

(本文阅读:次)